1862年上海道台吴煦的“保甲加捐”规定，凡在洋行月薪超过50两者每月加收“保甲费”10-30两，而洋行为了留人，只能再涨工资，道台再加税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怡和洋行1863年账册明确写：因中国官府加税，本行华人薪水被迫再增30%。
——摘自《怡和档案》

曾国藩1867年奏折：洋商重资诱我华民，致工匠皆不愿为国家效力，甚非久计。
    1875年旗昌给华人轮机长月薪250两（清廷长江兵轮机长才30两）。两江总督沈葆桢下令：洋商船只不得雇用曾在大清水师当差之人，违者以“资敌”论处。结果30多名华人高级船员被抓回，判发黑龙江。
——摘自《沈葆桢奏折》

    1881年上海40名洋行买办联名向上海道请求免除额外丁税，上海道邵友濂批复八个字：尔等食洋厚薪，尚敢妄议？随后以“结党滋事”罪名，抄了带头7人的家，3人死在牢里
摘自《上海道台档案》

刘坤一1884年密折：洋行薪水太高，恐华工得此厚利，久而生骄，忘其本分。
    1890年代李鸿章亲自下令的“薪水上限”，他给天津海关道下令：洋行华人月薪不得超过百两，违者以扰乱市面论罪，买办连坐。结果很多洋行干脆把超额部分改发“年终花红”“股票分红”，避开明面薪水。
—— 摘自《李鸿章全集·电稿》